清明时分他去悼念捐献器官的儿子ahref"/sh/2019/04-07/

清明时分他去悼念捐献器官的儿子朱厚得儿子因车祸去世 家人一致决定捐献其器官让生命延续 他称每年这时候是“离儿子最近的时刻”

江西南昌开展祭扫遗体器官捐献者活动，市民缅怀捐献者 供图/视觉中国

手术结束后，红十字会给家属递上荣誉证书供图/视觉中国

朱思泉的婚房现在还保持着原样

正在进行中的遗体捐赠登记

在朱思泉下葬那天，他的小女儿降生了。除此之外，朱思泉的生命还有另一种延续的方式，他的肝、肾、眼角膜都捐给了别人。

当人在脑死亡之后，靠着医疗器械和药物的维持，心脏仍会保持跳动。有时，这个过程会持续一个月，甚至更漫长。

病患的亲友们不得不面临选择，有人始终坚持，等待奇迹的出现，哪怕再多看几眼也好；也有人早早放手，通过遗体捐献，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。而朱思泉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2019年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大会数据显示，2018年我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02例，加上2545例亲属间移植，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(PMP)达到6.8；182家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共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0201例，捐献、移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位。

追思

儿子去世捐出三种器官

追思会让父子离得最近

每年清明节前后，江西省红十字会举办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活动，朱厚得都会从家里赶来参加仪式。

他从老家燕溪村出发，先骑摩托到高安市，再乘坐大巴到南昌，最后辗转到墓园，一路奔波。

朱厚得今年48岁，命运薄待于他，从2014年起，他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。小儿子因病逝世，当时才十几岁；2015年8月31日，大儿子朱思泉因车祸，在医院里住了23天，最终没能抢救回来，也离他而去。

儿子去世后，朱厚得做主，捐献了儿子所有能用的器官，肝、肾、眼角膜。他是在福建开出租时知道的器官捐献，明白了这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。

3月27日，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会在南昌青山墓园举行，朱厚得一早就出了门，到达墓园时，清晨的露水还凝结在翠绿的树叶上。

他是一个人来的，自从大儿子去世后，儿媳妇罗敏(化名)外出打工，家里除了朱厚得，只剩妻子和一对孙子孙女。

家里小楼二层是朱思泉结婚时新装修的，他去世后还保持着当初的模样，也时常打扫。不过大儿子去世后，一家四口就从没在二层住过，宁愿挤着住在一楼。“一想到是他以前住过的，心理上受不了。”

追思会是一个契机，这是一年中他跟儿子距离最近的时刻。其实，朱思泉的坟就在家后边的田垄旁，坟边杂草丛生。朱厚得极少来这里，一是伤心，二是习俗，“年长的人不能给年少的人上坟。”

只有来到追思会，他才能得到稍许安慰。在这里，聚集着和他一样的人，一种是带着丧亲之痛的捐献者，一种是带着重生之敬的受捐者。

在这里，很难看到朱厚得脸上流露出痛苦。只有在排着队去纪念碑前献花时，他会从兜里掏出纸巾，仔仔细细擦着儿子的照片，走的时候，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。

朱厚得不知道自己还能来看儿子几次。他有糖尿病，每天在家注射胰岛素。干不了重活儿，家里的开支主要靠妻子在市里打工，他在家里带孙子孙女，顺便种点水稻蔬菜。

朱思泉去世后，家里欠了十几万，当地红十字会了解情况后，为他提供了一些捐助，眼下，两个孩子既是希望，也让他忧虑重重，他不知道，自己能不能支撑到把两个孩子供出来那一天。

签字

怀孕儿媳送最后一程

帮丈夫完成最后遗愿

等家属赶到高安市人民医院后，朱思泉已经在ICU里抢救了，后来由于费用过高，又转到了普通病房。

这23天，罗敏每天都去医院陪朱思泉。有时跟他说起未出世的孩子，朱思泉的眼角还会流出泪水，但却始终没有醒过来。残酷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加清晰：在医学认定脑死亡后，或许病人还有呼吸、有体温、有心跳。家人有时会误认为是植物人状态，还抱着醒来的可能。但实际上，这是呼吸机的作用。离开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

23天后，朱厚得知道，儿子回不来了，是时候松手让他走了。

他决定捐出儿子所有有用的器官，而这也获得了儿媳妇罗敏的支持。

江西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李勇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：江西省红会接到医院传来的消息，赶紧跟朱厚得取得联系，确认了捐献意愿后，就跟随医院的车赶到高安人民医院，见到朱厚得。

当时，罗敏不在医院。按照法律的规定，如果捐献者直系亲属不能来现场，需要出具委托材料，委托其他直系亲属来全权代表。“我们有两个要求，不仅需要她手写委托书，还得手持身份证和委托书拍张照片。”李勇介绍道。很快，罗敏就将委托材料传了回来。

做手术时，红十字会需要派人在手术室进行监督，做录像记录，以保证器官捐献手术按照家属意愿进行。

当天后半夜，朱思泉达到了临捐状态。就在李勇准备进手术室时，罗敏突然来了。

“我们当时都很诧异，他们家距离医院有20多里，他妻子是骑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过来的，挺着个大肚子。”李勇说。

罗敏来时，还带着两三岁的儿子，坐在医院的一个谈话间里。半夜，谈话间没开灯，只有一点走廊的灯光从门缝里透进来。李勇走进屋里时，看着眼前的情景，愣住了。

“他妻子就坐在那里，影子拉得极长，我往那个房间走，突然就不忍心了。”李勇犹豫了，委托手续已经办好了，还有必要再让眼前这个妻子签字么？

这种犹豫和纠结，在李勇的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。他很理解家属的想法，“人还有一口气，或许就像植物人一样，还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，但器官捐献协调员从手术室进去再出来，就彻底结束了。”

他还是把签字文件放在了罗敏面前，忍不住问：“过来一趟不容易，为什么还要亲自来？”罗敏告诉他，就是想来给丈夫签字，来送他最后一程。

罗敏说，丈夫朱思泉是一个很热心的人，一家人都在遗体捐献这件事上达成一致。“之前他弟弟去世时，就想着捐献器官，但没能实现。他自己也想捐献，我得帮他完成这个遗愿。”

非议

当地民俗对此举有争议

公益相助度过艰难日子

朱思泉出殡那天清晨，罗敏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。

“当时已经过了预产期。”朱厚得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早上5点，孙女出生，一家人在医院照顾母女二人，上午9点，儿子出殡，他们赶到殡仪馆，送了最后一程。

3天后，罗敏出院，坐月子既没回娘家，也没到婆家。朱厚得在村头卫生院租了一间空房子，一个月100块，让罗敏安顿坐月子，房间条件简陋，只有一张床。

坐完月子几个月后，罗敏就把孩子留在朱家，外出打工了，她也再没回过朱家。在朱厚得家二层，是为小两口结婚专门盖的全新的房子，装修一新，墙上还挂着两人的结婚照。“不想回家，看着心里难受。”罗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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